东土耳其斯坦运动的膨胀本身就是浩罕、察合台汗国的一种诡异迁移。在蒙元时代，四大汗国中的察合台汗国和元朝本部都是涉及西域的，后来的分离运动本身则主要和沙俄的治理不力有关。
我们现在复盘一下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说过泄洪模型的事情，也就是说，沙俄自己在中亚的新殖民地是根本无力维持长期的内在稳定的，所以他需要把这股破坏力引导国外，引导邻居那里，帮他泄洪，当然这种以邻为壑的恶*做法就是让邻居遭殃。那么察合台汗国又是怎样一个情形呢？
察合台的本部，也就是祖先蒙古，其实是在东方的，而沙俄征服中亚之前，本部是在西方，这是两者最大的差别。察合台原先的组织形态是那颜体制，也就是草原游牧头人社会。这种社会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头人-附庸关系是社会基础，而这个基础之上会有一些不稳定的、零星的更高一层级的分封关系。但是很显然，底层的关系更稳固、更坚实。第二，经济上是移动权本位，而非产权本位，因为草场是需要转场的，而其他生活必需品，比如盐、布匹等资源都需要去汉边和内地人交换获得，因而保持以移动自由比产权更重要。这是经济上的核心。直到札萨克制确立，这种模式都没有根本性的转变。
但是，正如拉铁摩尔所言，一旦草原社会与绿洲农业或者精耕农业社会相交汇，要么会出现严重的分离，或者完全没入后者，继而完全成为租佃经济社会，继续与完全变质的故乡地带为敌，继续草原与农耕社会的对抗，也就是所谓“移动性”与“财富产权”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我们下面举几个例子，北魏、伊尔汗国和保加尔汗国。北魏是我们最熟悉的一段草原融入汉地尝试的历史，但是是失败告终。因为在南下过程中，孝文帝试图通过无视和抛弃六镇鲜卑贵族来实现汉化，但是人家不是傻子，你抛弃我六镇，我就甘认倒霉了吗？不可能的。再比如说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间的争端，忽必烈虽然也像孝文帝一样以汉地为根基，但是它没有掩耳盗铃，装作不知道，而是强力打败了草原贵族集团，迫使忽里勒台为自己加冕蒙古意义的王（汗位）。
伊尔汗国也差不多，但是关系要复杂得多。因为波斯故地的关系已经被玩烂了，如果用层累的视角去看，这里至少包含着三层关系。第一是萨珊没灭亡前，西伊朗的一般弟煮经济，和东伊朗的游牧头人关系。第二是阿拉伯帝国时期，倭马亚王朝的阿拉伯贵族分封，阿巴斯时期改革了这分封，开始任用萨珊波斯时期的贵族和在各地的地方实力派做分封将领，至少到这一时期，东伊朗的头人关系就已经很复杂了，塔黑尔佐尔耶敏宁的封地其实就像是一张空头支票，到那里根本连个落脚点都几乎没有，可以说是白手起家的悲剧。第三，就是在阿拉伯两朝都削藩失败的基础上，塞尔柱等后继者开始推行伊克塔制度，也就是彻底放任自由，给这些地方的弟煮、贵族现有割据地盘、庄园予以合法化承认，将其作为采邑赐给他们。
上述三层社会关系变动，中亚都经历了，而且被折腾得更惨，因为在河中代表的中亚地区，蒙古高原上的失败者更容易迁徙到这里，比如被回鹘打败的后突厥汗国，被灭亡后直接化整为零西遁中亚，出现了大量叶护国、汗国和奴隶*君主国，所谓的奴隶*，就是萨曼王朝贩卖给巴格达的古拉姆，这种*事奴隶之前我们还专门写过文章讨论过。这样又得加上第四层，突厥*事奴隶古拉姆的分封。好像在池塘倒上一层花生油、一层芝麻油、一层瓜子油，再来一层大豆油一样，彻底把池塘给糊死了，其实中亚在萨曼王朝时期也是有绝对君主制，但是后来被这个贩奴贸易给整坏了，三角贸易给西欧的绝对君主制国家业已发展出来的制造业提供了巨额的资本积累，而古拉姆贸易则彻底摧毁了萨曼王朝的根基，因为这种贸易的最后作用不是纯粹的劳务奴隶，而是具有*事性质的作战奴隶兵，结果可想而知。就连奴隶制盛行的古罗马都不敢这么玩，萨曼敢，你说能不灭亡么？
于是，在察合台汗国建立前，从未来的伊尔汗国到察合台汗国辖境内，弟煮不仅拥有大量理所当然的地产，而且具备自己的武装，对于周边的血亲或者非血亲的农村具有毋庸置疑的宗主权，如果厉害的，还能得到附近城市苏丹的封赐，或者干脆自己占据着小城市，在城市的寺庙学校里豢养这大量学者，帮助自己辅理朝*，同时发展出各种各样对抗其他弟煮旋风叛乱的信仰学说，如果他有比较强的人脉，还能得到所在国家的苏丹封赐，成为官方认可的伊克塔“战士”（突厥语称加齐），当然，没有封赐也没有多大问题，因为苏丹照样没有能力管，只是更容易尝试旋风叛乱的机会，因为你能聚敛更多的财富，豢养更多的学者著书立说罢了。在此之上，有一大堆波斯人、古拉姆出身的高级贵族争夺大中城市，在这些城市的商业支持下豢养一支规模不大不小的*队，他们和在地弟煮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妥协与封君封臣关系。
在这个层次内，主要争夺的表象虽然是商业城市，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一支比较强悍的武装，这支武装本身之所以能维持，必然要有两个支撑，第一，一块相对可靠的根据地，第二，一支鼓动力超强的神学家队伍。后者也需要钱和稳定的治学场所，所以进一步归因，就是需要有一块根据地，这其实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尤其是这种看似名流的人物，其实找一块落脚点很难，我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刘备，听起来是刘皇叔，其实落草蒙难的时候狗都不出来救他，在徐州被吕布排挤走，到了新野又被曹操追杀，到了荆州也是“借”，直到夺掉刘璋的益州，才算稍微安稳下来，就算当了皇帝，东州士和本地的蜀人豪强之间也经常有龃龉；另外说孙文、段祺瑞，没有钱袋子和枪杆子之后照样被人嫌弃，当成吉祥物对待，有用的时候把你抬出来，没用的时候给你丢进垃圾堆。身世沉浮雨打萍，好似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
塔黑尔的根据地在尼沙布尔，而萨法尔王朝的根据地在勃斯特，凡强盛王朝，都必然有一个根据地，尤其是在后帝国时代的阿拉伯世界，头人根本无法控制，只能自己开辟出一些可垦地，或者依附于某个苏丹，在他手下做事，换来一块封地，在封地里实控化，成为另一种“外来户”伊克塔，客户伊克塔往往比主户伊克塔更容易图谋大业。察合台就是这种外来户，试图融合进伊克塔传统中，并成为其中的大宗，因为在蒙古传统的分封体制里，外来*队本身维持对当地人优势的可能性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弱，绿洲社会在腐蚀和瓦解游牧世界的头人-附庸关系，这从进入苏瓦松平原的法兰克人封建化也能看出来。
这种所谓的封建化难道真的是在高卢才兴起的吗？我认为不然。他只不是在森林中马尔克团体就已具备的*事头人-附庸关系的展开，只不过这种展开并不再是以狩猎、粗放的集体农耕为背景，而是高度发展的私有产权耕作农业为基底的。在这个过程中，封建关系本身其实是受到缓慢但持续的反噬的，因为领主自营地和农奴条田的表层关系之下，是被庄头、管家所掩盖的旧经济弟煮主导，*事头人、封建贵族领薪领俸保卫庄园、共享有限权力的模式，是在有限分享权力的基础上，迫使森林人慢慢归化进入开化地区。
也就是说，这种封建关系本身，是传统开化地带的弟煮租佃经济，在受到外蛮族入侵后一种勉强与*役贵族共治庄园的特殊形态，并不代表着欧洲本身的经济关系完全向蛮族屈服，而是蛮族在某种程度上被迫赞同事实上仍然存在的非奴隶生产关系与旧有的实际产权关系，这是头人-附庸关系的一种变质，蛮族在去封建化中通过竭力强化封建制，保持自己外强中干地位的一种回光返照。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种封建制存续的时间，非常短暂，从8-9世纪法兰克王国基本确立，到12、13世纪农奴制瓦解，最多不过五百年，最少甚至只有三百年。唯一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孕育出了等级君主制和升级版绝对君主制。这种模式使得中央集权得以确立，从而使过去热衷*治叛乱上升的弟煮精英，开始转变得更乐于生产经营来阶层跃升。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为了解说察合台做逻辑铺垫。蒙古人在中亚也是一种“归化态”。直接动用武力削除这些伊克塔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能比较柔和的削藩，但是在此过程中，他自己反倒被人家同化了。蒙古人自然是不愿意承认这些分裂割据到甚至一个庄园层级的伊克塔的，但是在不动他们土地产权的同时又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伊克塔，尤其是他们的叛乱欲，那就要在动员能力上压住他们，所以他们开始推崇懿思闌，也豢养神学家，而且豢养得更多，让你比不过我。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他们就希望用类似拜占庭的东正教正统化运动恢复对地方弟煮的监视与限制，但是这一环节就出差错了，因为人家本身就是在基层这么么旋风叛乱的，你这么一搞，结果只能是让底层的叛乱更多，为了遏制这些神学家在底下搞叛乱，汗廷又得用世俗封建主压制这些人，所以一来二去，承认世俗封建主割据的伊克塔制度就成了*治正确。蒙古人汗国之所以容易出现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本身搞分封，内部分化，这种方法在非信教地区确实是有用的，因为他可以把不同的弟煮、封建主用这种子孙宗法分封给锁住，一对一按住。但是在阿拉伯世界不适用，因为这里的旋风叛乱是可以同时号召不同地区的封建主的，他们的文化更是追求神王合一的*教合一体制，所以几乎任何不是彻底懿思闌葛明化的口号，都难以彻底使基层安稳下来，使基层的封建关系被荡平（只有萨法维这么做成功了，但是胜利果实被奥斯曼窃取了）。你越世俗、越中央集权，面临被颠覆的危险就越大；越原教旨，越割据（或曰皿煮），混战程度就越高。
中央集权就面临着某种程度的世俗化，而神王逻辑使得任何突破这种逻辑背景进行集权的尝试都将失败。萨法维的红头*之所以能在小亚东部成功，原因就在于他打造了一种宗教语境的世俗，即我们都抱持着同一种信仰基础，在此意义上通过“皆兄弟”的口号引发所有伊克塔内部的葛明，在这种总爆发的情绪中推翻几乎一切头人，或曰*事经济弟煮的铜制。察合台显然做不到，他首先需要进入这种语境，再在这种语境里构建“世俗”，或者说混一，进而把自己塑造成神王葛明的葛明者，由此掀起一场巨浪，砸碎所有的旧关系，进而重塑内部的关系。
所以说蒙古人在文化不同的语境下，于中亚不搞分封而搞中央集权，是成功不了的，他必须分封维持基本盘，进而同化自我，进入“世俗”，在“世俗”中掀起神王葛明，获得葛明的力量，建立起排除伊克塔的统一，进而构设中央集权。
由此引出了第二点，那就是原教旨化的分封割裂。
这种体系带来的问题前已有述，这里主要讲一点不同的，那就是寺院体系内部的争斗。御用神甫和野生神甫之间，还真说不好谁更有势力，因为住在苏丹附近的，给的钱肯定多，但是住在基层寺庙的，未来掀起叛乱的机会和潜在信众反而可能更多，看看黄巾*的准备，要是完全准备好，可能要有33方（他们组织的一种单位称呼，每个方里面可能会有将近几千人），而懿思闌的影响力更大，所以在这里根本不存在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基层神甫-牧首之间的科层关系，而是几乎完全散乱、互不统属的状态。
这样，蒙古汗廷的操作又是无效的，因为神甫体系内不存在仿拟中央集权的层级制度，希望借助英诺森三世那样的科层关系重塑帝国权威的可能性也几乎不存在。反而是一种负担。因为鸡肋的宫廷神学家在遏制叛乱上甚至都不如一般的马穆鲁克更有效。野生学者反而容易有出头之日，更能发挥作用，但是宫廷是不可能给服务伊克塔的野生学者以薪水的，叛乱得到被背叛者的支持，这不是脑子烧坏了吗？
帖木儿的孙子巴布尔第三点，世俗*事将帅体系的分裂割据。
*事资源在没有财*的平衡和分化前，本身是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这种不确定性在北洋尤其是直系*阀的混战中就能看出来。他们的混战其实就一个核心，那就是围绕*事再分封展开，*事资源沉淀到下级*将手里，他们就会发生叛乱。冯玉祥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到处倒戈，见异思迁，实为家贼。这种家贼在*阀门中是非常多的，简言之，就是投机分子。投机分子并不会随着德*仁*的实行而减少，唯一的方法就是集权的完善。
察合台本身也受这种问题的困扰，因而很快分裂成了东西两部分，但是在波斯等语文的史籍中，他们还有各自的其他称呼，东部被称为“蒙兀儿斯坦”，西部被称为“马维兰纳儿”，东部是明朝地图上的“亦力把里”，而西部则是日后成长为帖木儿帝国的西察合台汗国，年帖木儿在杀死自己的同僚后，迅速膨胀，并且东征西讨，一度深入哈密，但最终因发烧而死。到帖木儿五世孙巴布尔（-）时代，不过两百年左右的时间，他太爷爷打下的江山就萎缩到费尔干纳盆地一隅，可见这种世俗*将分封制度对于帝国的侵蚀，要知道帖木儿逝世时，整个帝国从格鲁吉亚、士麦那一直延伸到印度河流域，这么大的帝国，最后萎缩到撒马尔罕和费尔干纳附近，是多么的触目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