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长期保持统一的大国，分裂割据只占短暂的时间。世界上其他地区，如西欧、拜占庭、印度等，都处于长期封建割据状态，而由落后族建立的大帝国，极不稳定，旋生旋灭。即如阿拉伯人建立的大食帝国，到8世纪中叶已分成东西两部分，9世纪时，以巴格达为中心的阿拉伯帝国也分崩离析了。唯独中国，统一思想深入人心，统一局面基本稳定。唐朝版图超过秦汉，加之统一集权，给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加深了中国文化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
唐中期以前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均处于盛世气象之下，而这些成就的取得显然与唐中期以前统治者的业绩是密不可分的。
唐太宗登基。李唐建国以后不久，皇室内部发生“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即位，改元贞观，是为唐太宗。唐太宗即位之初，国内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边疆地区形势紧张，东、西突厥和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经常出兵侵扰。内地人民流亡，土地荒芜，经济凋敝。亟待恢复和发展生产。隋末战争后小规模的动乱时有发生。从统治阶级内部看，魏晋以来长期作为政权支柱的门阀大族虽然大为削弱，庶族地主势力有所发展，但是，各阶层、集团之间的关系仍需调整。因此，如何尽快地恢复封建统治秩序，稳定民心，就成为摆在以李世民为首的统治集团面前的严峻任务。
唐太宗安定百姓与重视农业。唐太宗在位的贞观（—年）年间，十分注意与民休息，认为不能无限制的掠夺。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防止农民起义，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确定了两条政治原则：一是要维护唐朝封建统治的久远利益，必须改变隋朝那种“竭泽而鱼”的统治办法；二是“凡是皆需务本，国以民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明确国以民为本的核心问题是衣食问题，生产问题。这样做，便可以使百姓生活安定，社会稳定，大唐的统治也可以长治久安。唐太宗生活比较节俭，终生不去封禅，他少修或不修宫殿，减少冗官，自然也就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唐朝全面实行庸法，农民交纳一定量的绢、布，便可以代替力役，使农民有更大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不误农时。他十分重视选用清廉官员，尤其是州、县官员，还多次下令惩办贪官，严禁官吏贪脏枉法，奖励清廉官员。唐太宗十分重视救灾工作，运用多种办法实行减赈救灾。
唐太宗知人善任，兼听纳谏。在人治社会里，必须要用人得当，政策和方针才能贯彻执行。唐太宗意识到治理国家，靠自己一个人是不行的，应当“广任贤良”。所以他要求臣下推荐人才，自己也留心发现和选拔人才，推行“任人唯贤”的路线。唐太宗选拔人才，基本上做到不以个人恩怨为标准，也不以新旧亲疏为转移。如魏征，原来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劝太子除掉李世民，但唐太宗不计前仇，而加以信任和重用，以至做到宰相，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推动者，从而保证了文治方针的实行。在贞观年间，魏征等人“直言进谏”，唐太宗能“从谏如流”，成为一代风尚，这是贞观时期文治成功的关键原因之一。
唐太宗修撰氏族志。为了压抑士族势力、抬高李氏皇族，加强皇权，修撰氏族志。李唐起自关中，唐政权中的关陇士族最强，左右着唐初的政局；以崔、卢、郑、李为首的山东士族虽经农民起义打击，但根深蒂固，在唐初仍然有一定势力。唐太宗的大臣争相与之联姻，他们依然保持着特殊地位。士族势力的强大，对皇权不利，唐太宗尤其不能容忍山东士族凌驾于自己所属的关陇士族之上。为此，他命高士廉等刊正姓氏，修撰《氏族志》。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崔姓降为第三等。唐太宗修《氏族志》，并不是作为选官的依据，只看在唐朝的官爵高下，这样使一部分做官的庶族地主获得了士族身份，没落门阀士族受到进一步打击，只有关陇士族大致保持旧日地位。唐太宗达到了扶植庶族地主、压抑门阀士族、加强皇权、巩固统治的目的。
唐太宗的贞观之治评价。唐太宗为首的政治集团注意发展生产，轻徭薄赋，他用贤勤政，政治比较开明，人民生活基本有了保障，社会秩序安定，阶级矛盾缓和，民族关系比较融洽，对社会发展有利，应该给予肯定。贞观治世，不仅是唐太宗和他的大臣造成的，更是隋末农民大起义推动的结果。农民战争打击和教训了统治阶级，使唐太宗制定政策时，不能不考虑农民的要求，并有所反映。但是在其统治后期，逐渐骄傲起来，纳谏少了，行幸游猎频繁，还出兵高丽。这些都是唐太宗和贞观之治的局限性。当然，这和唐太宗和整个贞观时期，只占次要地位，并不影响唐太宗作为杰出封建政治家和对贞观之治历史地位的评价。
武周政权的建立。武则天名曌，因她在唐为则天皇后，建立武周为则天皇帝，史称武则天。早在武则天当皇后后，便参与朝政。武则天借唐高宗名义把《氏族志》改为《姓氏录》，进一步贬抑士族，打击门阀势力。年，唐高宗死，太子李显继位，是为中宗。两个月后，武则天废李显，改立李旦为皇帝，是为睿宗，由武则天临朝听政。大臣徐敬业以“旧臣”、“公侯”和“匡复”中宗李显为旗号，首先在扬州发兵，接着，宗室诸王于通州（今北京通县）、豫州（今河南汝南）、博州（今山东聊城）相继起兵响应。武则天评定了叛乱以后，又大批杀逐宗室诸王和朝廷显贵，控制中央政权一个多世纪的关陇集团退出了历史舞台。年，武则天称帝，改元为周，上尊号“圣神皇帝”，以洛阳为神都。
武则天所以登上皇位，并非偶然。在这个庶族地主上升，士族地主衰败的时代，武则天借助于庶族地主官僚的力量，打击士族，才建立起武周政权的。她临朝听政时便依靠庶族力量打击关陇士族。他放手让酷吏迫害、谋杀政敌、李唐宗室、贵戚、朝中达官，制造恐怖气氛。经过武则天的有力打击，数百年以来的门阀士族走向了全面崩溃。打击腐朽的士族势力，促进它的灭亡，是武则天的历史功绩之一。
在武则天统治期间，继承了贞观年间的做法，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大致保持了一个安定的局面。除打击士族外，她还做到了如下一些有进步意义的事情。首先，重视和发展农业生产。她向唐高宗“建言十二事”，其中就有劝课农桑、薄徭役、省功费力役，都是对农业生产有利的建议，被唐高宗采纳。武则天以农业收成好坏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条件。户口增长速度非常迅速。
其次，发展科举制度。武则天大力扶植庶族地主，她发展科举制度，首创殿试，亲自面试考生。殿试使考生更忠于朝廷，故殿试为历代所沿袭。她开创武举，扩大了用人范围，选拔了许多军事人才同时扩大科举录取名额，使庶族地主有更多的入仕机会，也大大扩大武则天政权的阶级基础。她还提高各地参加科举考试士人的身份。最后，加强边防。武则天注意加强军事力量，年击败吐蕃，夺回了安西四镇，又与吐蕃恢复和亲政策，缓和了唐蕃关系。她还坚持在龟兹设安西都护府，年，又在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置北庭都护府，这样一来，就大大加强了对西北边疆的统治，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有很大贡献。
此外，武则天好文艺，主张文章取士，这对唐代诗歌和文章的发展有推动作用。她还开创“南选”，使岭南等边远地区的官员能就近及时铨选，又不误政事。
武则天的功过。武则天本人雄才大略，颇有唐太宗风度，也能做到知人善任，她任用的狄仁杰、姚崇、宋璟等都成为一代名臣。正是这样，武则天统治时期，整个国家不仅安定，而且继承了唐太宗开创的政治局面并有所发展。武则天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在她统治期间也有不少弊政，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任用酷吏，滥杀无辜，鼓励告密，造成政治上的恐怖局面。她采取扩大任官的做法，使官僚集团迅速膨胀，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第二，崇佛与生活奢侈。她掌权之后，到处修建寺庙造像，佛教势力迅速膨胀。并且修建佛像浪费了大量人力财力，影响了政府税收。加之，武则天晚年生活奢侈，频建宫殿，以至“关中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人不复业，相率为盗”。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唐玄宗的改革。唐玄宗在开元年间任用改革政治家姚崇、宋璟等人，进行了整顿和改革。
第一，裁汰冗官，整顿吏治。清除奸滥，又停废闲散官署，精简机构，严格控制官吏的铨选，以政绩作为考核地方官升迁的标准。
第二，调整机构，加强行政效能。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以加强宰相办事机关的效能。又增置翰林学士，参预机要，草拟诏敕，加强中枢机构的统治权力。对地方行政组织也做了相应的调整，把唐初的地方10道改为较为固定的行政机构。年，又分10道为15道。各道置采访使，监察地方州县长官。此外，还临时派遣巡察使、按察使和巡抚使，巡视地方。为了加强对边境地区的控制，先后在沿边设置节度使，负责一个地区的军政事务，统领数量不等的军队，维持地方秩序，保卫边疆。
第三，发展农业生产。采取措施，消除了干扰农业生产的因素。一是拆除了在三辅一带设立碓硙，以利灌溉；二是积极救灾，山东、河南发生蝗灾，遣御史督促州县捕杀，减轻了蝗灾；三是大兴屯田；四是整顿均田制，缓和占田不均的状况。
第四，加强财政管理，改革漕运。为了解决日益增长的财政支出，在全国重要的经济区陆续添置了许多专使。年，玄宗任宇文融为劝农使，检括籍外兼并的土地和逃亡的户口，结果查出逃户80万，田数与之相等。玄宗又将沿边诸州“和籴”旧法在西北地区广泛推行，使关中积粟与日俱增。
第五，抑制食封贵族，整顿实封制度。唐初规定，凡食封贵族，国家按照食实封户把客户拨给封家，租调由封家征收。玄宗即位后，规定封家租调由政府统一征收，封家在京师统一领取。又规定凡子孙袭实封者，户数减2/10。这样，国家的租调不致于损失过重，又抑制了食封贵族的势力。
第六，沙汰僧尼，压制佛教势力。玄宗时，全国各地广建寺院，僧尼人数多达数十万。僧尼不纳租调，影响政府税收；同时寺院兼并土地，又造成农民土地不足，引发社会动乱。玄宗恢复了道教的优先地位，沙汰僧尼，强令还俗者余人。同时下令禁止创建佛寺，并没收寺院法外兼并的土地。
从太宗贞观年间到玄宗开元年间，中间经历了余年，虽然政局几经变动，但各项制度基本上延续下来，从而使社会经济长足发展，并在开元年间达到高峰。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作“开元之治”。
盛唐气象的巅峰——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唐玄宗开元年间，出现了经济繁荣，社会比较安定，文化强盛，国力强的局面，达到了唐朝繁荣的高峰。据记载，天宝十四年（年），全国户数达到万，口万，这是唐朝人口统计的最高数字。比贞观时期户数增加了两倍。人口的大量增加直接促进了土地的开发利用，天宝年间全国的耕地面积大约在余万顷。在生产恢复发展的基础上，开元年间的物价较为低廉平稳。从开元十三年（年）直至天宝末年，物价长期保持稳定，“两京斗米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二文”。物价的低廉平稳对社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盛唐气象还表现在，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黄金时代。唐代中国是亚洲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在当时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许多国家的使节、贵族、商贾、学者、艺术家、僧侣不断来到中国进行交流、访问、贸易。唐朝派往国外的使臣、僧侣，出国经商的商人，相望于道路。当时与唐朝通好的国家，主要的有70多个。唐政府机构中的鸿胪寺专门负责接待各国使节和来宾，许多地方设有商馆，接待外商，又有互市监、市舶司，掌管对外贸易。
唐代的对外交通相当发达。这个时期已经有陆海两条丝绸之路，通往印度南海诸国的有三条陆路，通往朝鲜半岛有路海两路，去日本除了经过朝鲜半岛路线以外，还有南北两条海路。与交通发达伴随而来的，是商业贸易活动的频繁。当时与唐朝建立经济、文化联系的国家主要有：高丽、百济、新罗、日本、林邑（越南）、骠国（缅甸）、真腊（柬埔寨、老挝）、诃陵（印度尼西亚）、尼婆罗（尼布尔）、天竺（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狮子国（斯里兰卡）、大食（阿拉伯）、波斯（伊朗）以及中亚诸国。广泛的对外交流不仅使古代中国人民的视野大为开阔，而且也使中世纪的世界由衷地倾慕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
盛世也有隐忧，天宝年间的社会政治危机。开元、天宝盛世的掩盖之下，唐王朝面临着日益加深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危机。随着唐代前期封建土地私有制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开元、天宝以来，官僚、地主和富豪无视政府的均田法令，大肆购买田地。随着土地买卖的增加，“私契”逐渐合法化并且在交易中起决定作用。土地买卖的发展，促使封建大土地所有权空前发展。
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制自武周时开始破坏，到玄宗时走到了尽头。均田制破坏以后，军户土地流失，军粮兵器就成为他们难以承受的负担。加之卫士多被军官及权贵当作奴仆使用，富户采用种种办法来躲避差役，这样一来，兵役、力役和赋税等负担就都落在贫下户的身上，而他们不堪承受而大量逃亡。结果是府兵来源枯竭，由于兵力不足，往往延长戌期，戌年三年一换的制度成为虚文。年，实行了两个世纪的府兵制度实际上已经废除。
玄宗时，宰相张说建议用募兵制代替府兵制。年，唐政府大规模地召募，起初还挑选精壮，注意军事训练，后来多由市井无赖充当，毫无战斗力可言。随着募兵制的实行，内地和边疆的兵力配置发生了逆转。府兵制度实行初期，中央集结重兵，地方兵力分散，内重外轻，便于控制局势。府兵制破坏以后，中央军削弱，精兵猛将聚于边镇。更有甚者，各地节度使的权力不断扩大，拥有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出现了“尾大不掉”的趋势。
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军事危机在开元天宝盛世的帷幕下交织发展，逐渐吞噬着唐王朝的实力。但是，统治者们沉溺于歌舞升平之中。此时的唐玄宗沉溺在声色犬马、安逸享乐之中。年，玄宗纳寿王瑁妃杨玉环以后，更加荒淫。杨贵妃全家飞黄腾达，势倾天下，致朝政日坏。唐朝初年，以文臣主持边事，较易控制。及李林甫、杨国忠执政，唯恐文臣“出将入相”，威胁自己的权势，于是就改用少数民族将领，提拔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为节度使，使其掌握重兵。其中，西北军阀以哥舒翰为首，东北军阀以安禄山为首，斗争尤为激烈。朝廷本来为他们做和解的，但由于李林甫、杨国忠之间勾心斗角，各结藩镇为援，使两派之间的裂痕日益加深，地方军阀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安史之乱在此形势下爆发。
公元年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揭开了地方割据势力长期与唐中央政府争夺全国最高统治权的序幕。年，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安禄山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处境并不是十分有利。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等17处地方官吏合兵20余万，讨伐安禄山。唐将李光弼、郭子仪先后率军由山西出井陉，大破史思明，河北十余州地方官杀死叛军守将归唐。但河北形势好转，潼关却出现了问题。防守潼关的唐将哥舒翰在唐玄宗和杨国忠对哥舒翰拥兵不战心怀疑惧几次催其出击的背景下，带兵出关，结果大败于灵宝，全军覆灭，本人被俘，潼关失守，叛军气势复盛。年六月，叛军攻入潼关，攻陷长安。玄宗在长安陷落之前，仓皇出逃，发生马嵬驿兵变（陕西兴平西）。
其后，玄宗西行入蜀，太子李亨北上灵武，即帝位，尊玄宗为太上皇，是为肃宗。叛军虽然攻陷了两京，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内部的矛盾冲突也日益加剧。给了唐朝喘息之机，由陇右、河西、安西、西域等地调集了十余万军队，又借得回纥精兵，由于唐军连战告捷，肃宗也由灵武到了凤翔(今陕西凤翔)。四月，即命以肃宗子李俶（代宗）为天下兵马元帅，以郭子仪为副元帅，继续征讨叛军。九月，郭子仪率唐军十五万，逼近长安，与叛军十万人相持在长安西南香积寺北沣水之东。经过激战，叛军全线崩溃，唐军收复长安。郭子仪乘胜东进，追叛军至潼关，杀敌五千人，占领华阴(今陕西华阴)、弘农(今河南灵宝)。这时，安禄山已死，其子安庆绪放弃洛阳，北渡黄河，走保邺(今河南安阳北)，唐军收复洛阳。
肃宗回到长安，召郭子仪还京。肃宗派人隆重迎接郭子仪于京城以东的灞上，见了郭子仪。感激涕零地说：“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后来安庆绪败退邺城，史思明降唐。安禄山父子败后，唐政府并没有进一步采取限制藩镇，消除叛军余孽，以致史思明、史朝义再次起兵叛乱。直到年正月，史朝义在广阳附近自杀。历时8年的安史之乱终于被郭子仪平定了，至此方告结束。
安史之乱后果极其严重。社会经济遭到巨大打击。河南一带，“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安史之乱激化了社会矛盾，成为唐朝社会生产由发展到停滞、衰落和从中央集权统一到地方分裂割据的转折点。边疆少数民族贵族乘虚而入，频频袭略；内地则藩镇林立，战乱频仍；中央政府不仅日益削弱，而且派系冲突加剧，政局日益动荡，国势日下。
李唐王朝盛极而衰的原因有：“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财政危机与两税法的推行、宦官专权和牛李党争等等。但是后面发生的一切都是以安史之乱为导火索，所以，史学界认为，安史之乱是李唐王朝由兴盛走向衰亡的分水岭，统一、昌盛的唐朝已经成为过去。
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安史之乱结束后，安史余部还保持着相当大的势力，动荡的根源并没有彻底消除。战后，唐政府精疲力竭，无力根除藩镇势力，唐代宗为了求得暂时的苟安，将河北之地分授安史降将，任命为节度使。平叛过程中，内部掌兵的刺史，也被加以节度使的称号。这样，经过安史之乱，“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由兼三四”，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虽有唐宪宗时“以法度裁制藩镇”。出现了“元和中兴”的短暂之局。但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藩镇直接掌握的军政、财政、行政大权，并没有多少改变，从而未能从根本上消灭藩镇割据的根源。不久河朔三镇再次割据一方，直至唐亡。
唐朝财政危机的原因。中唐以来，长期处于军阀割据战争的形势下，使得唐朝政治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藩镇割据，使唐王朝直接统辖的地区大为减少。唐朝每年的财政来源，仅靠浙江东西、宣敏、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约四十九州之地的赋税收入。
由于土地向各类地主手中集聚，国家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这样就难以维持对农民的授田了。大地主的土地多阡陌相连，他们把相连在一块的土地组成一个生产单位，当时通称为田庄。迅速瓦解的均田制度，并使得各类地主自身的经济实力不断加强，国家的财政收入不断减少。
为了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唐政府采取许多苛细酷烈办法，搜刮民财。例如，增加盐价，征收酒税、青苗钱、间架税(房屋税)、除陌钱、茶税以及凭空勒索的“借商”、“白著”等等名目，激起了贫苦农民的激烈反抗，社会危机趋于严重，唐政府面临财政崩溃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唐朝不得不整顿财政和改革赋税制度。
财赋制度的改革。唐政府对财政主管机构作了相应的调整，设立了度支(掌管财政收支的官员)、盐铁(以管理食盐专卖为主，兼掌银钢铁锡的管理)、转运(拿全国谷物财贸的转输和出纳。代宗以后，多与盐铁使并为一职，称盐铁转运使)等财政专使，并任命理财重臣负责，以加强财政管理。
刘晏理财。其中特别是著名理财家刘晏，先后执政理财近二十年(一年)之久。他实施理财措施的指导思想是“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着眼于广开税源，在民众还能承受的限度内谋取大利。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整顿。第一，改革盐法，取消各州县所设的盐官，规定只在产盐地置盐官，统一收购亭户所产的盐，然后加价转卖给商人，任盐商运销各地。第二，重视了解各地的经济情报，在全国各道设置了巡院，选择精明干练的士人做知院官，管理巡院。诸巡院每旬每月都要把本道各州县的雨雪、丰歉情况及时申报中央，使政府能及时调整物价，稳定市场。政府还在丰收地区用钱籴入谷物，在歉收地区用平价粜出，或用谷物换进杂货以供官用。第三，整顿了由江淮向关中运粮的漕运。并用盐利收入雇用船夫，不需州县征发丁役。这样不仅减少了损耗，降低了运费，提高了船运的效率，免除了南方人民一项旷日持久而又艰巨的劳役。
刘晏能够既“广军国之用”，又“未尝有搜求苛敛于民”，确是很难得的理财家。但是，刘晏的理财措施，虽在一定时期缓解了唐王朝约财政困难，并未能从根本上消除赋税征收中的混乱现象。因此在德宗建中时期，杨炎对国家的赋役制度又进行了全面的改革。
两税法的推行内容。公元年，由宰相杨炎建议实行的两税法，实质上就是以户税和地税代替祖庸调的新税制。主要内容：(1)取消租庸调及各项杂税的征收，保留户税和地税。(2)以年各项税收所得钱、谷数，作为户税、地税的总额分摊于各州，以后按照“量出以制入”的原则，根据财政支出的需要，确定应纳税额。(3)户税是按户等高低征收；户等高的出，户等低则出钱少。划分户等，是依据财产来划分。户税在征收时大部分钱要拆算成织帛，征钱只是很少一部分。(4)地税按亩征收谷物。纳税的土地，以大历十四年曲垦田数为准。(5)无论户税和地税部分都用夏秋两次征收，夏税限六月纳毕，秋税限十一月纳毕。(6)对不定居的商人据其收入，征税数额为1/30(后改为十分之一)。
两税法因包括户税和地税的内容，又因每年分两期缴纳，所以称为两税法。两税法是我国古代税制的一大变革，它是在均田制和租庸调税法崩溃之后，庄田兴起，田亩不实，人口流亡，唐朝财政收入困难的条件下产生的。这种税法本身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第一，南北朝以来，国家对租调徭役的征敛，过去都是“重”身丁，“轻”资产。两税法则主要是依据土地多少征税。两税中的地税是履亩而征税，户税虽说是依据资产，但土地是资产中的重要内容，所以也是按土地征税，体现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某种削弱。
第二，租庸调法是以均田制度为基础，流亡客户既不合法，又因不在当地受田，所以既不编入户籍，也不纳税，两税法则承认客户迁居的合法性，以现居地立籍纳税。这样不仅反映了客户地位的改善，又由于只要略有资产就一定纳税，部分地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缓和社会阶级矛盾的增长。
第三，两税法关于定税计钱，折钱纳物的规定，虽不是征收货币，却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刺激商品经济的发展。两税法的产生是人民不断斗争的结果，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两税法是此后封建社会税制演变的起点。
玄宗宦官专权。玄宗晚年只顾享乐，把一部分政务交给他宠信的宦官高力士处理，宦官得以干预朝政。唐中宗时，开始派宦官监军，这些都使宦官的权力得以加强。不过，在安史之乱以前，宦官的权力始终还以皇权为靠山，是借皇权而作威作福，而且只有受到皇帝宠信才能得到窃弄权柄的机会。安史之乱后，宦官的地位与前大为不同，远远超出皇权之上，成为操纵军政大权的实际支配势力，形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造成宦官专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宦官掌管朝廷禁军。宦官专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宦官参与军国机要。唐中期以来宫廷设有内枢密一职，由宦官担任。由于宦官掌握禁军，又以枢密使身份参预军政机密要务，权势就凌驾于地方藩镇和朝廷大臣之上，甚至皇帝的生死安危和废立都在宦官的控制之中。
从唐代宗平息安史之乱到昭宗时唐朝结束，先后十二个皇帝继位，其中为宦官拥立的皇帝就有七个，被宦官所杀害的有三个。在宦官专权的局面下，霸占民田，京畿地方一半以上都属他们名下。地方上，百姓的许多田产也“为中人所夺”。特别是“宫市”，骚扰人民尤甚。宦官擅权，使官僚和宦官的矛盾，即南衙与北司之间的矛盾也十分尖锐。皇帝为摆脱宦官的控制有时也站在朝臣一边，谋图从宦官手中夺回实权。顺宗时的“永贞革新”和“甘露之变”就是两次反对宦官、改革政治的行动。
牛李党争。随着宦官集团势力的嚣张跋扈，官僚集团内部的党争也日益发展起来。唐代的朋党之争就是表现。它是以牛僧孺、李宗闵为代表的官僚集团同以李德裕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历史上称为“牛李党争”。
这一斗争，历经宪、穆、敬、文、武、宣六朝，是统治阶级上层集团内部的斗争，目的在于争权夺势。因此，这种斗争对于结束政治混乱，消除宦官专政局面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两个集团纷争角逐，都以宦官做为后台。两党重要人物入相，往往都依靠宦官提拔，因此他们都是在宦官操纵下，为个人私利而争权夺势。这就不可能打击最腐朽最反动的宦官集团，只能进一步促使统治阶级内部陷于混乱与分裂，加深唐王朝的政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