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兰多.费吉思认为俄国在近东的扩张中除了现实利益也有浓厚的东正教色彩，但是也没有英国宣传的那样危言耸听，而是一种与现实利益混杂的宗教情结，执行这种宗教情结的是东正教团，而非俄国官方，两者在是否与拉丁教团在耶路撒冷冲突问题上意见相左，俄国外交部并不愿意为东正教团在巴勒斯坦惹的祸擦屁股。《库楚克开纳吉条约》使得俄国的注意力放在肢解奥斯曼的主体即小亚细亚和巴尔干，这两个地区既是土耳其财富的核心，又距离俄国边境线很近，所以不害怕惹到西欧列强发生全面战争。年化装并伪称“奥尔洛夫公爵”的尼古拉一世还从汉诺威出发坐荷兰蒸汽船快马加鞭访问了伦敦，与维多利亚女王以及时任外交大臣阿伯丁举行会谈，虽然会后由布鲁诺夫整理出一份谈话纪要作为备忘录，但是只得到双方的同意，而没有签字，这为克里米亚战争爆发留下了空子。
尼古拉一世的注意力只放在英国王室身上，而非英格兰银行的高层那里，他在心中似乎认为英国和俄国一样，都是由国王当话事人，其实并非如此。“奥尔洛夫伯爵”会见了大量名流，其中还包括反俄的墨尔本，两者相谈甚欢；格雷等人也与他会晤，但是沙皇天真的认为照顾到女王及女王周边的重要幕僚就可以了，但实际上远非如此。这一次访问对于英国方面来说，仅仅是一次交换意见，并非达成了某种共识，虽然布鲁诺夫的工作就是将这种会谈中的共识文本化形成备忘录；但是英国人很聪明，首先没有得到金融财团的首肯，自己是不能替主子做决定的；其次，自己虽然在一些问题上（如最终将要肢解奥斯曼帝国）与俄国达成事实上的共识，但却一个文件不签，不给以后俄国反诘留下口实。这和光荣孤立的狡猾态度是一致的。其实每一方的i都很明确，英国、拿破仑三世和尼古拉一世介入奥斯曼乃至巴勒斯坦的意图都不在宗教上，但是他们要拿宗教问题当幌子，来介入其中。这里面有几个概念是他们企图混淆的，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宗教徒a、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宗教徒臣民b以及少数族群的宗教徒c。三者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管理，以及列强是如何以此介入其中谋取利益的，都是值得思考的。
b、c首先是帝国境内的臣民，然后才是a，这一点在欧洲各国宗教改革里面都确立的了；这些宗教改革都是发生在绝对君主制时期，跟什么政体无关，而且很现实的一个例证就是普鲁士、奥地利还是“非自由主义政体”，但是英国却承认国权高于教权的关系，在奥斯曼就不承认，这就是典型的双标。跑到耶路撒冷修圣公会教堂，俄国也跟着去修东正修道院，法国更是最早过去还营建了领事馆，每次做弥撒，领事自己也盛装参加，土耳其人在这里倒成了客人，在这里只负责外围的治安，受雇于每年络绎不绝的朝圣者做脚夫，这种关系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也继承下来——土耳其人更像是英法的驴子，而这一点在当时英国《笨拙》杂志的漫画里也屡见不鲜。“教随国定”的原则在奥格斯堡宗教合约、英国安立甘宗等西方新教创立时就已经确立，搞双标这件事就是为了显示利益而作的，不过这一点漏了马脚，所以就开始借用芬纳所抵制的沙俄正统主义原则了，神圣同盟就足以见得，即便是法国他都见不得好，都要遏制，更何况近东的土耳其？一个强大的土耳其对他自己没有任何好处，相反西亚病夫更好治
对于土耳其英国真正做到了两面三刀。一方面在巴尔干问题上鼓动分裂奥斯曼，另一方面又为奥斯曼被沙俄侵略打抱不平，这完全就是扯淡。你这么爱Porte（高门，伊斯坦布尔的苏丹皇室），怎么还忍心割人家的塞浦路斯岛，占人家的埃及行省呢？怎么还支持希腊从土耳其分离呢？对吧，你希望的就是土耳其由你占领或者控制，而不是别人占，就是这样。没什么可洗的。在这种事上我更尊重丘吉尔和俾斯麦，要占就彻彻底底的占，彻彻底底地掠夺，搞什么善人人设，从一而终，光明磊落的当强盗，扭扭捏捏还想当绅士，只会叫人瞧不起。实用主义的同情君士坦丁堡，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伦敦背后的财团。英国拿走的要么是粮仓，要没是战略要地，像埃及、伊拉克
奥斯曼当时实行米利特制度，在这种排斥非慕斯琳的低级自治区，在这个奥斯曼所占比例并不小。19世纪上半叶，奥斯曼帝国全境有三千五百万人，其中土耳其人有万，东正教米利特居民也有万，剩下的就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马格里布、昔兰尼加、黎凡特（主要指叙利亚与巴勒斯坦）和汉志等地散居的居民，大部分是阿拉伯人、突厥人，少部分混有鞑靼人、切尔卡西亚人等。在这里面又可以摘出几个重要经济区——原东罗马帝国核心地带(小亚与东色雷斯，主要指今天土耳其疆界范围内的区域）、巴尔干（鲁米利亚、塞尔维亚和瓦拉几亚）、尼罗河平原、两河平原以及突尼斯（易弗里基叶），而这些里面条件最好的又是巴尔干和小亚。尼罗河流域虽好，但是当年征服开罗的时候奥斯曼对他们马穆鲁克就是羁縻的态度，后来去了阿尔巴尼亚人穆罕默德阿里虽然搞了削藩，但是人家自己搞割据，这个帕夏一点不把君士坦丁堡放眼里，还有好几次打到叙利亚，甚至兵锋直抵尼科米底亚，要饮马马尔马拉海，和高门隔海相望了，如果不是英法俄三方施压，阿里就夺取奥斯曼大宝了。可以说埃及始终就没有真正融入奥斯曼的统治与经济逻辑内，只是帮助自己征服的黎波里做了临时性的跳板。突尼斯挨着奥兰，这里早被西班牙和法国盯上了，而且面积也没多大，只有奥贝德拉什叶派在这里起家，建立过法蒂玛王朝，剩下的没有一个能称霸懿思闌世界的。海雷丁仅仅是个海盗，陆战是不行的，他们的私掠船在19世纪还抢过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商船，对于延缓高门的崩溃有一定的作用，但当法军于年后控制了这里，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美索不达米亚则像长安，古典的时候算是风水宝地，但实际上真开辟出来，还是中古特别是萨珊之后的阿拉伯时期，现在的巴士拉等地，当时都是波斯湾，就像黄河冲出来一块那么大个的苏北平原一样，这里都是后来才形成的，巴士拉顶多是一个岛子，上面采采石、晒晒盐还是不错的，但是成为良田还要早着呢，那次黑奴起义也间接反映了今天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的情形，当地主要是采石和鱼盐，直到今天伊拉克两河流域南部的村庄还有很多只会捕鱼，对于种地一窍不通，如果有悠久的农业历史绝不会这样。十四五世纪的欧洲传教士或旅行家的地图上有很多对这一地区的标注，无一例外的将巴格达标注为临海的居民点。今天伊拉克的海口在巴士拉南部毗邻科威特的法奥，这里虽然是港口，但是大部分邻近地区都是沼泽。这里的农业优越性在一般印象里被高估，而真正开发出来的平原中北部，又是萨法维与奥斯曼激烈争夺的地带，这里经常爆发双方的战斗，所以民众流离失所的情况也很普遍。沙漠化又加剧了这里的农业生产困难，蚊虫、水沼害病和炎热的气候缺点进一步突出，使得奥斯曼治下的美索不达米亚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而且还有波斯觊觎（这里和小亚细亚东部本就是伊斯玛仪的传统势力范围，结构被装备更先进火器的土耳其人鸠占鹊巢，所以双方对这一地区的争夺也不可避免，近代的罗马史家在描述安息帝国与罗马争夺两河流域时必然受到当时萨法维与奥斯曼的战争情境影响，而写出很多不符合史实的东西）。数来数去，只有东鲁米利亚和小亚这里不受战争困扰，而且人口繁密，为苏丹政权牢牢控制，所以奥斯曼帝国的有效通知范围就是黎凡特，特别是拜占庭的核心统治区，叙利亚也是靠边站的，因为它是波斯和埃及西进北上的缓冲区，虽然这里的农业条件也好，但是注定不能和埃尔祖鲁姆到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区域相提并论。因此，无论是俄国割裂黑海北岸、英国侵吞埃及还是法国拿下马格里布，苏丹都能承受，顶多是面子上搁不住，然而如果要从黎凡特身上割肉，就是要他命的节奏了。偏偏这里又是东正教米利特最集中的地带，而且和满人一样，土耳其人，这些被懿思闌化的切尔克斯人与小亚希腊人，他们实行以闵租为基础的等级秩序，东正教诸民族在土耳其人之下，所以他们内部也有矛盾。这里的东正教米利特为帝国提供最主要的贡赋，也为叶利切尼禁卫军提供兵员，就像绿营兵一样，但是因战斗力下降而早已吃粮不管闲的奥斯曼“八旗”就成主要的官僚阶层，虽然法纳尔人这一支希腊东正教徒在高门混得不错，但是他们和伊斯坦布尔的其他人一样盘剥剩下的东正教米利特居民，这样剩下的认为呢自然有不满，但是无处伸张。这样土耳其实际上真正控制的土地与人口就是大黎凡特和一千万东正教米利特居民与一千万土耳其人，后者还在整个结构里占有主要地位。俄国人就是抓住了这个心理，支持保加利亚的东正教徒参与政治，这批人也是俄国在屡次俄土战争中扶植起来的。对于这些漆艺实质的研究我认为有两个取径，一是与曾国藩的对比，另一个是与太平军的对比。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些巴尔干的漆艺或者叛乱，本身就带有二重性。一方面，这些人从内部反抗高门的统治，这件事是正义的；但是其方法是不正确的，也就是依靠外部力量搞分裂。用一种反动来对抗另一种反动，谁也不是“好东西”了。联系到上面的内容，为什么提曾国藩，因为他就是一方面依靠军事再封建化组织弟煮武装，另一方面他又是靠“新政”、“洋务”模式搞地方割据的军阀们的先驱，依靠英国等势力，自办兵工厂，说是征得朝廷同意，这不过是给皇帝一个台阶下。皇帝治不了英法，还能真正管得了英法支持的代理人？有哪个中原王朝会容忍一直平乱时期号称勤王的势力在和平之后还继续明目张胆的自办军务？没有，也不可能，除非这个王朝实力衰微了，清朝在跟列强作战后肯定是衰微了，但是没有年衰落得那么厉害，这里不敢把曾国藩培养的湘淮势力拿下，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后面的后台动不得，一动这些代理人，他们就得急眼，自己时那不下这些对手的。那太平军又是怎么联系上的呢？有两点，一是宗教上的排斥性，而是漆艺的闵租性、阶层性。汉人、拜上帝信仰，这些都是与满人统治格格不入的，而且还是一般的小贫农，这些巴尔干秾闵的处境很相似，只是他们的领导者，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地的教会，都是联系、依附俄国的，这样粗略对比，我们可以说，东南欧的这些漆艺，其主体就是当地的“曾国藩领导的太平军”。有外部后台支持，主体还是贫苦秾闵，和苏丹的懿思闌也不一样。这些特征都是其特殊性的展现。只是曾国藩、李中堂他们后台是英国，而这些非法纳尔人的东正教会后台是俄国。而且有意思的是，这些斯拉夫东正教会正在君士坦丁堡蚕食着法纳尔人在高门那里垄断的资源，这使得希腊人十分难堪。要知道，他们的一位著名流亡者可是跑到圣彼得堡跟涅谢尔罗迭一起当外交部长的大红人，他们鼓励大量的希腊人在俄国从军从政，以便借助俄国的力量推进希腊复国梦想。而且这里就展现出巴尔干当地人严重的欺压他人的习惯，他们要重建一个希腊帝国，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瓦拉几亚人都要听命于他们，也就是说，以后和俄国比萨拉比亚接壤的就是希腊，而非罗马尼亚。这些国家都纳入了希腊人的蓝图之中。而年后跟盟友们吵得不可开交的保加利亚人，打响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理由也是嫌自己在瓜分从土耳其那里得来的战利品不够多，领土割得还不够。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国家都有一种波兰人的劣根性，就是趁火打劫、对领土侵占无止境，还要哀嚎自己吃的不够多，还饿，这种欠抽的姿态跟天天吹嘘射瞎李世民眼睛的高丽人一样令人作呕。这种恶心的态度在整个欧洲都有体现，只是有的不够明显，还多少懂得含蓄，有的则十分张扬跋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