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和阿拉伯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源远流长，《汉书·张骞传》就有西汉*府派遣使者出使条支（今阿拉伯地区）的记载，这是迄今为止我国与阿拉伯地区交往的最早历史记载。唐朝与阿拉伯帝国的外交往来频繁，据《新唐书·大食传》记载，从唐高宗永徽二年（年）到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年）的年时间里，阿拉伯帝国共计派遣使者来华39次。唐德宗贞元元年（年）宦官杨良瑶受命出使阿拉伯帝国，到达阿拉伯帝国首都缚达城（今伊拉克巴格达），年在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出土的《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完整记录杨良瑶出使阿拉伯帝国的经过，这是唐朝与阿拉伯帝国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年）阿拉伯帝国的外交使团来访长安，唐德宗“北和回纥，南通云南（即南诏），西结大食（即阿拉伯帝国）、天竺”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后40多年内忧外患的唐朝统治趋于稳定。
唐朝时期的阿拉伯人大多居住在长安、广州、泉州、扬州等大城市，据当时的文献记载阿拉伯人善于经商，财力雄厚。年在江苏省扬州市古运河畔出土的《唐故李府君墓志并序碑》，上面写道“世钦颖土。府君父名罗呼禄，府君称摩呼禄……舟航赴此，卜宅安居。唯唯修身，堪为国宝……于大和九年（年）二月十六日，殁于唐扬州江阳县文教坊之私第，时七十有五矣”，此碑是迄今为止在我国江南地区发现的唯一的一方穆斯林墓志，证明在唐朝扬州不仅是阿拉伯商人的聚集区，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当陆上丝绸之路沉寂之时，大运河畔、毗邻东海的扬州扮演了海上丝绸之路中转站的角色，成为当时东西方贸易的一颗璀璨明珠，因此北宋的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
唐朝中期以前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是陆上丝绸之路，但是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以及“安西四镇”的丢失，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主要通道。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商人以扬州、泉州或广州为起点，途径东南亚、印度洋北部、红海沿岸，最后到达波斯湾，沿途经过上百个国家，向外输出丝绸、瓷器、茶叶等大宗商品，向内输入香料、金银器、奇珍异宝等奢侈品，这条航线一直延续到宋元时期，历史上称为“通海夷道”。海上丝绸之路是东西方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推动了沿线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
年在印度尼西亚打捞出唐代沉船“黑石号”，一批惊人的宝藏浮出水面，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唐朝与阿拉伯帝国之间商贸往来的认识。“黑石号”的船体采用绳索缝合捆扎，不用铁钉，这是阿拉伯商船的常见式样。沉船上共出土各类文物六万多件，以瓷器居多，其次是金银器、铜镜等。考古工作者依据船体结构、造船木料、装载文物等信息推断出，“黑石号”是一艘从阿拉伯帝国出发来到唐朝的商船，在扬州装满货物返航，途径印尼爪哇岛沉没。由于在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瓷器上书写有“宝历二年（年）”字样，因此推断此船沉没于唐敬宗宝历年间。
年为了纪念我国与新加坡建交30周年，上海博物馆与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展出的件（组）文物中有件来自黑石号沉船。在“黑石号”沉船出水的八棱金杯、金盘、鎏金银盒等文物制作精美，工艺精湛，可与陕西何家村唐代窖藏金银器相媲美，因此不排除是唐朝宫廷御用品的可能性。在“黑石号”沉船出水的江心镜，所铸铭文“扬子江心百炼造成”证明这面铜镜是扬州朝贡宫廷的御用品。而在沉船中出土的大宗瓷器商品则是唐朝与阿拉伯帝国商贸往来的主要产品。
通过对黑石号沉船的研究我们已经可以确定，借助季风的帮助，从阿拉伯半岛的波斯湾出发到达我国的扬州，单向航程耗时大约天左右，往返一次大约需要10个月时间。海外贸易的巨额利润，促使唐朝与阿拉伯帝国的商人们，扬帆远航，劈波斩浪，往返于唐朝与阿拉伯帝国之间，开创出海上丝绸之路熙攘往来的盛况，促进了中华民族与阿拉伯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满载着香料、珍宝等货物的黑石号，承载着希望，从波斯湾启程扬帆远航来到扬州，在装满了瓷器、铜镜等大宗商品后回程返航阿拉伯半岛，却在途中沉没于印度尼西亚的茫茫大海之中。虽然黑石号沉船诉说了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的悲情传奇，但也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一道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