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斯里兰卡年独立后，经济发展成重中之重，但脱离了英国的“庇护”，如何发展经济，如何保持百姓的基本民生需求成政府难题，此时的外交政策便显得尤为重要，毕竟任何一个孤立和封闭的国家很难获得理想的发展。
这一时期也曾有过实施经济计划的尝试，但都因政治交易而难以推行。这些发展计划有年的六年发展计划，年世界银行代表团的报告，以及政府提出的在一年和一年之间执行的六年投资计划。中央银行也发布了年度报告。六年发展计划仅仅包括一年和-年的财政预算案。准备这份计划主要是为科伦坡计划之下的援助谈判作准备。
年，大概就在出口价格暴跌之时，世界银行的第一个代表团访问了斯里兰卡岛，此后又有不少代表团前来访问。世界银行代表团提出了一份页的报告，其中包括许多司空见惯的建议。这些建议有：通过增税尤其是提高所得税来增加税收；通过逐渐取消食品补贴和受补贴服务的项目来减少开支；通过税收激励来提高生产商的生产能力；兴建港口、铁路和公路的基础设施，以及鼓励计划生育。六年投资计划是世界银行代表团的各项建议的翻版。
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系统的一位经济学家约翰艾克斯特提出建立中央银行的建议。翌年，中央银行成立，艾克斯特成为第一任行长。中央银行有权控制银行系统、调节货币供应以稳定卢比币值并使其继续用于国际结算。中央银行还要促进高水平的生产、就业和收入，以及鼓励生产性资源的开发。事实很快就证明，中央银行在前者的项目中展示了自己的效能，而对于后者，情况则不容乐观。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预算赤字在斯里兰卡就是家常便饭。50年代，关税占到政府收入的一半还多。年以后，出口关税也提高了。-年，进口方面的大部分限制被废除了，但政府在进口方面的开支增多，这就抵消了通过进口获得的更多的关税收入。
这个新国家在一个方面取得了成功，那就是提高了稻米产量。稻米产量的增加主要来自干燥地区的新居留地，这就是所谓的“垦殖计划”。这种计划是对本已短缺的国家收入的低效利用。在短期内，垦殖计划让统一国民党从西南部的僧伽罗选民那里获得了政治利益。然而从长远来看，僧伽罗人居留于此前其他民族居住的干燥地区，使之成为泰米尔人声讨的主要对象。
佛教徒政客希望让佛教徒农耕者重新进入干燥地区并定居下来，这种想法起始于民族主义势力对英国关于农民的殖民政策的批评，说这摧毁了乡村社会。有些佛教徒宣称,垦殖计划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因为这“夺回”了作为古代文明的肥沃中心的那些地区。具有文化偏见的考古部门也支持这些观点。
根据其中一项垦殖计划，政府兴建了灌溉系统，挑选定居者，授予他们土地，并为他们提供了生存之道，直到他们的收成能使其成为自给自足的稻农为止。诸如利用经济作物来开发商业用地之类的替代性措施可能让人们从投资中获利更多，自然而然地受到干燥地区那些年长的或者原居村民的青睐。
除了出口价格下跌带来的预算危机之外，失业人数也在增加。统一国民党许诺保持福利支出，这帮助他们在年7月在选举中再次取得了胜利。然而森纳那亚克试图削减在大米补贴、学生免费午餐以及交通、邮政、电力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年8月，兰卡平等社会党发动了席卷整个斯里兰卡岛的联合罢工(即总罢工)。尽管杜德利森纳那亚克控制了议会里三分之二的席位，但他还是辞职了。
尽管班达拉奈克的斯里兰卡自由党存在各种劣势，他仍然反对森纳那亚克的侄子和继任者约翰科特拉瓦拉爵士。科特拉瓦拉的严重错误为班达拉奈克的崛起创造了条件。科特拉瓦拉对泰米尔人、印度人和非高维嘎玛种姓的不宽容引发了大众的不满。他出于个人原因将杰出的泰米尔领袖波那巴伦开除出内阁，另由能力较差的泰米尔人坎迪耶韦得亚内森接任。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到访议会时，科特拉瓦拉不允许泰米尔人使用泰米尔语向她敬献谢忱，这引起了泰米尔人的不满。他对持有许可证的印度裔居民施加了更多限制，借口印度人和印度血统的兰卡人是非法移民，对他们加以逮捕及拘留。
最重要的是，他接受了花哨艳丽的西方化生活方式,并且对僧伽罗佛教徒关心的事情了无兴趣，这燃起了他们的怒火。年9月，他在视察贾夫纳时表示要修改宪法，给予泰米尔语和僧伽罗语同等的地位。尽管僧伽罗人地区对此表示反对，他在三周后仍然重复了这一说法。虽然一项同样表达该用意的动议在议会里提出来时，科特拉瓦拉并未兑现其承诺，但他的承诺仍然标志着语言政策问题上的一个转折。
年,班达拉奈克也曾支持给予泰米尔语和僧伽罗语同等的地位，但又投机性地宣称斯里兰卡自由党赞成只用僧伽罗语作为官方语言，同时“合理使用泰米尔语”。锡兰穆斯林联盟和全锡兰摩尔人联盟的成员大多是讲泰米尔语的，在泰米尔语和英语都得到认可的情况下，他们也支持僧伽罗语作为官方语言。年，统一国民党最终姗姗来迟地接受了“把僧伽罗语定为唯一官方语言”的主张。
科特拉瓦拉可笑地认为，他会在提前举行的选举中取得胜利，于是他在选举前15个月，即年2月就解散了议会。班达拉奈克把语言问题作为参选的主题。他建议把僧伽罗语而不是英语作为这个国家的行政用语。他显然认为自己是普通僧伽罗人的代表，不能用英语来与政府交流。统一国民党加入这场争论之后，问题就不再是是否应该用某种语言来代替英语，而是除了平等对待泰米尔语和僧伽罗语之外，是否还有另外一种选择。
在年的选战中，佛教是第二大议题。年，全锡兰佛教徒大会党创建了非官方的佛教调查委员会。它发表了题为《背叛佛教》的报告，控诉统一国民党忽视佛教徒的利益。天主教徒视之为对他们的攻击，因为该报告呼吁把资助学校国有化，并提出诸医院工作之类的建议。佛教徒领袖需要让佛教徒来掌控政治，以促进佛教发展并发扬僧伽罗佛教传统。
年的选举显示，比丘作为僧伽罗政坛一个有影响力的角色开始崭露头角。20世纪30年代，比丘受到阿努伽里加达摩波罗的鼓舞，在社会上日益活跃，而不再全神贯注于他们念诵庇护诗句、接受施舍以及举办葬礼的传统形式的义务。正如人类学家塞内维拉特纳所描述的那样，他们在两个方面日益活跃，而且都是在达摩波罗的指示下进行的。第一个方面以智增佛学院为中心，致力于农村发展。他们发扬了诸如节欲、不犯罪之类的美德，并促进教义和自助项目的发展。
来自智严佛学院的其他比丘曾经积极参与政治进程。化普乐罗喉罗尊者在他年的著作《比丘的传承》,发表了知识界关于让僧伽成为僧伽罗人民发言人的主张。这本书是对森纳那亚克关于比丘不应涉足政治之声明的回应。罗喉罗主张，比丘有责任确保佛教在兰卡人生活中的地位。比丘中的积极分子则表示，他们能通过各种职业和活动来服务于僧伽罗文化，他们倾向于反对基督教传教士、基督教学校以及泰米尔人，但他们拥护社会主义。
对外政策
森纳那亚克与英国签订的防御协定为许多政治家所诟病。森纳那亚克担心斯里兰卡不能单独抵抗印度的威胁，虽然就其个人而言，他亲近西方而且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也反对殖民主义。他反对荷兰人对印度尼西亚的战争，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冷战中也不站在任何一边。
年1月，英联邦外长会议在科伦坡举行，草拟了一份发展经济的临时方案。科伦坡计划为斯里兰卡拨出将近3.4亿美元的联邦基金，主要用于兴建灌溉工程和水电站。
年，斯里兰卡与中国谈判，签署了易货贸易协定，由中国向斯里兰卡提供后者迫切需要的大米，以换取斯里兰卡向中国提供橡胶。美国对此协定表示反对，然而斯里兰卡顶住了美国要求终止协定的压力。
科特拉瓦拉则毫不掩饰其亲西方和反共产主义的立场。他允许美国向中南半岛运送法国军队的飞机在斯里兰卡降落。年，他曾在科伦坡的一次关于中南半岛问题的会议上挑衅性地发表了反共言论。在年的万隆会议上，他再次发表反共言论。然而他拒绝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因为他清楚加入这组织会激起强烈的反对。尽管如此，苏联仍然认为斯里兰卡是亲西方国家，并否决了其加入联合国的申请。直到年12月14日，斯里兰卡才加入联合国。
年选举不仅在兰卡历史上，而且在后殖民时代的国家历史上都是个里程碑事件。原先的政府接受了从殖民统治者那里移交过来的权力，并且在两次选举中都保住了自己的权力。然而，此次自由民主选举终结了这个政府，并实现了权力平稳交接。在班达拉奈克领导下，斯里兰卡自由党、革命平等社会党和其他政党组成的联盟“人民联合阵线”获得了40%的选票，夺得95个席位中的51个。统一国民党获得的选票减少到27%,议席则减少到8个，比兰卡平等社会党（14席）和联邦党（10席）还要少。
人民联合阵线的压倒性胜利造成一种事实上的两党制，其中斯里兰卡自由党和统一国民党相互争夺僧伽罗选民，他们控制着80%的议会席位。这两个党瓜分了大多数僧伽罗人的选票，但是，在掌控他们的政党基础即僧伽罗佛教徒的同时，他们的领袖也需要左翼政党或者泰米尔政党的支持。在野期间，这两个党都反对解决种族问题，并主张给予僧伽罗佛教徒更多的特权。在经济恶化的大背景下，这具有双重影响：一是歧视僧伽罗佛教徒以外的兰卡人，二是在政府不能满足僧伽罗佛教徒不断高涨的期望时，把歧视的受害者变成了替罪羊。
年，由左翼政党和反对统一国民党的候选人组成的人民联合阵线呼吁
